??今年是云南财经大学建校六十周年，赵越同志耒电嘱我写几句话，于是就有了下面这篇小文字。
1974年，我从“牛棚”被解放出来，安排在云南省商业干部学校教书。后来，所有省财贸系统的干部学校合并为一所大干校即省财贸干校。到了1979年四月，当时我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一天，校长任希文同志找我谈话，意思是说：省政府决定在省财贸干校的基础上建立一所本科级别的普通高等学校即财贸学院。但要经过国务院批准，在国务院批准之前，先成立一个大专级别的“财贸大专班”，为财贸学院打基础。党委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大专班的筹建工作。组长由苏仲兴副校长担任，章恒果同志负责政治思想和行政管理，你（指我）负责教学工作。大专班第一期开设金融和商业经济两个专业，第二期加招财政和基建信用两个专业。师资问题干校有的调过去就是，干校没有的你们想办法。他特别强调：省政府要求第一期大专班必须参加今年七月份高考招生，9月1日准时开学。现在离7月份招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离9月1日开学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任校长的作风一向是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他的情绪感染了我，当时也就不知深浅地说了句“应该没问题”。
苏副校长召集小组会议，主要是研究了教学工作。认为要在开学之前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三件事：教学计划、教师队伍和教材准备。首先要有教学计划，才能知道要什么老师，有了老师就会找教材。于是我用了一周时间拟定了金融和商业经济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苏副校长根据我拟定的计划分析教师队伍情况，认为：有两类老师不缺，一类是政治课老师干校不缺；二类是商业经济专业的专业课教师干校也不缺。缺的也有两类，一类是基础课包括语文、数学、外语老师，另一类是金融专业课老师。于是决定采取不同的办法解决问题，基础课老师公开招聘。而金融专业老师则由苏副校长亲自物色。并决定所有老师都要经过试讲、面谈两个环节，最后由三人小组决定是否吸收。
招聘消息一出，应者如鲫，我们以能应付第一学年的教学需要为原则，在众多的应聘者中只吸收了少数主要是基础课的老师。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时间比较紧迫，不容我们精挑细选，想把威廉希尔体育,威廉体育官方的位置留给后来的优秀者。
金融专业教师比较难，因为云南省原本没有财经院校，社会上没有这类教师的储备。但是苏副校长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他把注意力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各种原因被调离银行，下放干校或调到其他单位工作的银行老员工，其中有一些是很有水平的专门家。果然，按照他的思路陆续地调来了秦念学、王士逵、余绪昌、胡燕龙、戴庭勋、周述高等七、八位很有水平的银行老行家。象秦念学、王士逵二位，不但对银行的各项业务都很熟悉，也有很深厚的理论修养。他们有的来自“五七干校”，有的来自农村、工厂，或在家等待分配工作。后来又调来了毕业于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的军嫂王凱苓老师，她是比较年轻的。再加上干校原来就有的杨文铎老师，基本上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金融专业可以按计划开设课程。
就这样我们于当年七月按时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两个专业也都按时于9月1日正式开学，做到了省政府对我们的要求。第二年财政和基建信用两个专业也如期招生并开学。办一所专科学校，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比我们更快的了。
大专班一共办了三期。第一期是两年制，第二、三期是三年制。
1981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云南财贸学院，但已错过了当年招生时间，所以本科第一届是1982年才招生的。
大专班虽然到1984年才送走最后一届毕业生，但作为干校内的一级行政建制，它在1980年底就取消了。当时全干校分设若干个系，每个系既管大专班，也管干训班。此外还有马列主义教研室和基础部。任校长问我想到那里，我不想回马列主义教研室，我就说我参加革命前学过两年金融，还是到金融系吧。于是我就到了金融系任系主任兼总支书记，秦念学同志任系副主任。
其实无论从现实还是未来考虑，金融系的师资是不够的，一次到成都开会，我向四川财经学院提出请他们从两方面支援我们，一是每年从金融专业应届毕业生中选择二、三人分配给我们，作为青年教师来培养；二是支援我们三名现职金融专业老师。他们答应了，第一条也做到了，但第二条则不见动静。我于是派王凱苓老师去催一催。王老师虽然年轻，办事却十分干练。她到成都几天，不得要领，竟然直接找到当时分管财经工作的四川省副省长田纪云同志，田答称：你们的要求不能完全满足，但也不会让你空手而回。就这样我们搬来了杨文芝老师。
于是我们组成了两个象模象样的教研室：一个是金融理论教研室，由王士逵老师任教研室主任；另一个是银行业务教研室，由杨文芝老师任教研室主任。同时杨文铎同志任总支副书记。
有一天，省人事厅大学生分配处的处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四川大学经济系的应届毕业生，叫我去看一下，如果合适就分给我们，否则就分给省政府办公厅。我立即蹬上我的飞鸽牌自行车赶到省人事厅，这名应届毕业生从材料上看很好，成绩优秀，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文化大革命前高中毕业，下乡多年，我当场即决定要。于是陈野华同志就这样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包括陈野华和吴军等在内，我们逐步有了一批由外校分配来和本校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可以说我们金融系的教师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但在年龄结构上有点两级分化的味道。老教师大多已经年过半百，有的已经十分接近退休年龄，并且体弱多病。而年青教师则刚刚毕业，还不能胜任教学。属于中间的只有杨文铎、王凱苓和周述高三人。目前老教师是挑大樑的，但我怕他们顶不了几年。有的课程只有一名老教师，一旦老教师中有人出了问题，那将是十分被动的。果不然，1982年后，余绪昌、王士逵和秦念学三位骨干教师相继去世，给教学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因此，加速培养青年老师就成了我系的头等要务。这个工作我没有来得及完成，就离开了。
我离开当年的云南财贸学院已经25年了，但我仍然念念不忘当年金融系的同仁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龙其是那帮年青人，我们融冾地生活和工作，甚至每天是吃午饭都围在一起。他们和我一起为系里的困难而发愁，也为系里的成绩而高兴。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学校领导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尤其是校长任希文同志，他是老革命、“三八式”，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优良的品质。记得1984年又有一批年青教师进来（就是李国疆他们那一批），任校长指示全部下去当班主任。我不同意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政治课、基础课的可以这样，但专业课的就必须去相应的业务部门实习，否则就无法适应将来的教学任务。我知道任校长是从加强学生管理的现实需要出发的，而我是从教师队伍建设的长远需要出发的。我决定金融系不执行他的指示而按我的意见办。这种犯上抗命的事发生后，我以为一定会受批评，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没有受批评，更没有被穿小鞋。我慢慢地体会到，这是任校长的一种在对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心理和做派都完全清楚而洞悉一切的基础上的一种高一个层次的理解和宽容。这使我非常感动。
还有苏仲兴副校长，他不但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兄长，还是我可以说心理话的知心朋友。我怀念他们。
祝当年金融系那些爱我的和恨我的朋友们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祝云南财经大学永远兴旺发达。